英国司法史上历时最长的一场审判缓缓地揭开了它的面纱，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画面中，是一名缺乏经验的指挥官，带着一支冷血而松懈的警察部队，他们的行为直接导致了96条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
作者：David Conn 2016年4月26日
这是一次持续了一年的死因调查，时任南约克郡警司局长杜肯菲尔德，是那场利物浦与诺丁汉森林的足总杯半决赛指挥员，如今几近崩溃的他终于承认了是自己的重大过失害死了96位球迷，而这一切已经过去了整整26年。
杜肯菲尔德在刚刚抵达改建后的沃灵顿法庭时，言谈举止依然还带着他当年担任主管的痕迹，但在去年三月份他直面证人席，这七天里他如坐针毡，精神一点点被击垮，最终瘫倒在了那里。先是承认了自己缺乏监管五万余人安全的经验，到最后愿意对所有死者负责，杜肯菲尔德的招供无比完整，震惊世人。
杜肯菲尔德为希尔斯堡惨案死因调查作证，2015年3月
在调查过程中他同时也承认，虽然事情已经发展到了出人命的地步，他还是不要脸地说谎了，并对足协书记格雷厄姆-凯利说，这一切全应该由利物浦球迷自作自受，他们擅自去闯入一扇出口大门。而事实是，杜肯菲尔德亲自下的命令去打开那道门，本来只是为了缓解通往列平巷看台旋转门瓶颈处的拥堵。
警局局长彼得-赖特不得不讲出了那天晚上，警员得到了去打开那道门的指示，但在这一系列的调查中，作为英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的陪审团参与案件，尽管在两年间有大量的细节证据，杜肯菲尔德的谎言依旧蒙蔽着事实。它就是教科书一般的南约克郡警察立场——拒绝承认自己的任何错误，反倒恶毒地去怪罪那些花钱买票看球，却陷入地狱的无辜球迷们。
希尔斯堡惨案——对一场灾难的剖析
证据埋藏在对南约克郡警方的一份触目惊心的起诉书中，从他们下指令到引导人群的整个过程，详尽地道出了英国警方是多么的冷酷无情。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英国郡县，警方就曾残暴地镇-压矿工的游-行，还被一些时任的官员描述为“严格管制”，伴随着晨间检阅和军官们的敬礼，在那个“铁腕”的体制之下，当官的才不会承认自己错了呢。
上文提到的警察局长赖特，于2011年去世，当他在任的时候一直被看做是老大一样的人物，灾难的真相被笼罩在他的淫威之下。在大家的印象里，他是个可怕的独裁者，完全把整个警方看做自己的私有物，可悲的是，他的命令没有任何人敢反驳一句。
那些在希尔斯堡列平巷看台入口处遇难者的家属，为了正义和责任，已经付出了27年的努力，他们回忆起了南约克郡警方对待自己的方式极其残忍，即使是在听到至亲去世的噩耗时也是如此。
死者亲属和惨案幸存者记起了灾难发生时警方对他们非常冷漠，甚至抱有敌意——不过家属们的律师还是对那些极个别英勇尽力地帮助受害者的官员表达了感谢之情。再有就是俱乐部球场的检查过程简直粗心马虎得让人无话可说，但东窗事发之后英国刑事调查局的官员却怪罪遇难者及其家属醉酒闹事。
包括遇难者家属和幸存者在内，这些在一系列调查中，为了给死者正名而站出来作证的人，大多数在当时还很年轻。那本是个阳光明媚的四月天，大家都前往希尔斯堡为拥有达格利什的那支所向披靡的红军加油助威。
铁证如山，BBC展示出了惨烈的彩色录像，现场的利物浦球迷们英勇地互助，这与警方放出耸人听闻的谣言形成鲜明的对比。“球迷”——一个常常与暴民直接挂钩的标签——他们之中有医生、护士和警员，更有完全不具备任何医疗经验的人，明明自己已经脱离了危险区域，却还是义不容辞地折返回来，凭着良心去搭救其他人。
96名死者或重伤者中站在Pen3和Pen4区域的，那里恰好就是球门正后方，所以这些人都是利物浦死忠，遇难者家属在法庭上宣读的个人声明令人心痛，但他们也对自己逝去的亲人身为红军的拥簇者感到骄傲。遇难者来自各行各业：工薪阶级和中产阶级、富人和穷人、有从利物浦赶来的，还有来自中部地区、伦敦和全国各地的。一个令人心碎的事实是，死者中有不少年轻的生命——其中37人是青少年——因为看一场足总杯半决赛只需6英镑。他们都是别人家的儿女、兄弟姐妹、丈夫，还有一位妻子——克里斯蒂娜-琼斯，27岁——和父母。25名遇难者是父亲；还有38岁的英格-沙阿，是一位单亲妈妈，有两个十多岁的孩子。这次事故中一共有58个孩子失去了父亲或母亲。受害者所遭受的痛苦、警察们就像往常一样下贱卑劣的处理方式以及南约克郡糟糕的急救服务都被曝光了，细节之多前所未有，在展示了数月的录像与图片证据中，透过镜头我们能看到那场在希尔斯堡举行的比赛。幸存者们含泪见证了这场拥堵惨案，钳子般的挤压，到处都是肋骨和四肢断裂的声音，活人的脸渐渐失去血色，肠子和膀胱等器官都被挤了出来，好多人眼睁睁地看着亲友在自己身边死去，瓶颈处前部堆积着数量多得难以想象的尸体。
一位医生说这场事故中遇难者的死因是挤压性窒息，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胸部喘不过来气，“就像一条被压着的蛇”。幸存者回忆起当时自己绝望的处境、濒临死亡的痛苦窒息、眼珠都要被挤出来的恐慌、令人发憷的求救尖叫声，当然还有金属栅栏另一侧南约克郡警察们迟钝的反应。在沃灵顿商业区一幢大楼的一楼，透过玻璃可以看到临时搭建的法庭，看上去让人怎么也无法把这里和人间惨剧联系到一起。
然而，警方依旧固执地甩锅给球迷，遇难者家属历时多年、殚精竭虑的战斗成果又一次付诸东流，首席大法官伊戈尔声称原告的陈述造假并撤销了第一次审讯。
杜肯菲尔德他自己的律师，约翰-贝格斯，是由全国范围内的警方指派的，他强行把案件的责任归咎为球迷行为不当，一直在不依不饶地强调当时声名狼藉的足球流氓背景事件，还经常拒绝让家属参与到此事中来。
但贝格斯你不是一个人。如今的南约克郡警方和警察联合会和他一样嘴硬，坚持说站在列平巷看台后方的利物浦球迷给灾难火上浇油了，因为“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一小撮球迷”已经醉得不省人事，而且“没有按照”警察的要求进行撤退。然而幸存者拿出了证据，在前往列平巷看台所造成的混乱中，没有任何醉酒或打闹的人，更是没看见有警察到那个乱糟糟的地方来进行合理地疏导。许多官员在1989年对球迷进行指控的证词，都被警方毫无良心地审核并篡改过了，面对遇难者家属律师们严厉的指责，他们依旧面不改色。这么长时间以来，数起死因调查简直就像一场刑事诉讼案的反转过程，警官们的说辞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们指责为谎言，掩盖并妨碍司法正义，可人家就是不改口。
1984年，英国欧格里夫，防暴警察与矿工发生冲突
被谎言蒙蔽的调查可不仅仅只有希尔斯堡惨案，上世纪80年代南约克郡警方的风气就是这样的，它的另一起臭名昭著的“杰作”，欧格里夫战役，真相也在一点点浮出水面。1984年6月，警方袭击了在欧格里夫炼焦厂进行罢工的矿工，但7月的时候，独立警署投诉委员会决定不对警察进行指控，反倒在一年后以所谓的“造伪证并妨碍司法公正”为由，起诉了95名矿工。
但是，英国警察监督机构独立警察投诉委员会在复审时发现，“支持指控”的三名南约克郡高级官员“扭曲事实，夸大了矿工的暴力程度”，目的是为那天警方自身的行为狡辩。据透露，高层管理人员和警方的律师私下承认了警方有过激行为，并在1985年的审判中造伪证，但他们从未公开承认此事，还拒绝承担法律责任，只是给了39名矿工总计425000英镑的民事赔偿草草了事。警监会说，理由是“对（南约克郡警方）高级官员同谋的道德标准提出质疑”。
赖特从未质疑过暴力镇-压矿工的正确性，并在诉讼被推翻后否认自己有过任何不当的行为。没有一个官员被追责或受到纪律处分，警方也没进行任何改革。
转眼间四年过去了，1989年4月15号，24000名利物浦球迷一路欢歌笑语地来到谢菲尔德，他们的安全，却还是要寄托在那支同样的警队身上。
调查得知，赖特专横的管理是这场灾难的祸根。就在半决赛打响前的第19天，他突然决定换掉经验丰富、饱受好评的谢周三希尔斯堡体育场指挥官布瑞恩-摩尔。在这个本应该由摩尔负责的地方，赖特提拔了杜肯菲尔德，而后者从未有过在希尔斯堡维持治安的经验，甚至十年来都不曾在那里有过值班的经历。
一连串的前官员都证实了这次人员更换背后的闹剧——去年十月的时候，在摩尔负责的部门里，一名实习警察被官员们恶作剧了一把。据报道，这本是打算给小警察上一课，因为官员们觉得他总是在没必要的时候发无线电求救信号，他们带上头套，并用仿真武器吓唬了这个小实习生。1989年2月20日，因为这场略微过分的内部恶作剧，赖特擅自解雇了四名官员，同时惩罚了另外四个人。但是赖特做出换掉摩尔这个灾难性的决定，却没有任何高管前来质疑一声。
比赛开始20分钟之前，希尔斯堡外聚集的人群
彼得-海斯，1989年时任副警察局长；斯图尔特-安德森，当时负责管理人员的副队长，前来配合调查的他们如今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两人都否认了摩尔是因恶作剧事件而被撤下的，而是为了“事业的发展”。安德森说巴恩斯利的治安出了问题，需要经验丰富的摩尔离开谢菲尔德前去支援，在矿工罢工事件过后，那里变得“极度危险”，整个地区都弥漫着一种“社会分化”的气氛，还即将关闭14个矿井。
但是，沃尔特-杰克逊，运营部门的副警察局长，在调查中一口咬定摩尔是因为没有对违纪行为进行处理而被撤下的。
在哈默顿路站的F部门，《卫报》得知，许多基层官员都相信他们饱受赞誉的“老大哥”摩尔，就是因为那场恶作剧才被撤走的。如果是因为什么所谓的事业发展，那为什么撤职发生得如此突然，又恰好是在半决赛即将来临之际就解释不通了，这可是警方在全年最重大的一次人事变动，包括杜肯菲尔德在内的几个证人都说摩尔对此并没有感到失望。警方对这次草率的人员交接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摩尔收拾了他的东西，离开了。对于他到底有没有主动提出帮助杜肯菲尔德指挥比赛现场，此事多年来一直争议不断，证据中白纸黑字写的东西，都被杜肯菲尔德一口否决掉了。
杰克逊和安德森依旧固执地相信杜肯菲尔德可以胜任半决赛的指挥员，手握一个久经考验的班子，还有一套前几年就在实行的大纲，之前摩尔就曾指挥过这两支球队之间的比赛，同样是在希尔斯堡。
如果你听了F部门官员的说法，就会知道杜肯菲尔德自从上任那天起就行事手段拙劣，搞得自己相当不得人心。警员威廉-维斯特回忆杜肯菲尔德训斥官员们，“他说我们都是废物，都不够好，我们做什么都是错的……他把我们叫到简报室然后训话了20分钟，说我们这个团队简直就是在丢人现眼，一直以来都很差，而现在要按照他的方式来了。”杜肯菲尔德形容维斯特是一个“让人生厌的家伙”，是“想找替罪羊”的小混混。
杜肯菲尔德在调查中说他接手的班子存在纪律问题，并且相信这就是摩尔被撤职的主因，而自己则是警方派来拨乱反正的。1989年3月27号，杜肯菲尔德走马上任，他给自己的手下制定守则，但他向法律顾问克里斯蒂娜-兰伯特和验尸官约翰-戈德林承认，自己没有为半决赛做最基本的准备。他没有阅读相关的文件，包括警方对重大事件的处理流程，在上任后两天就停用了当时的计划，在比赛开始之前他甚至都没到球场踩点。
这个一意孤行的家伙来指挥半决赛了，他承认自己对希尔斯堡曾经出过的安全问题几乎一无所知——既不熟悉1981年和1988年的半决赛上曾经发生的拥堵，也不知道通往列平巷看台末端就是个“天生的地理位置瓶颈”，而面对这些事情，摩尔都曾经全心全意地组织球迷们入场。
地狱之门打开，球迷蜂拥而入
杜肯菲尔德承认自己对球场各个部分的设计和容量上的细节完全不了解。他不知道球场有七个十字转门，导致10100位持有站票的利物浦球迷为了前往列平巷看台，不得不像进入了漏斗一样往里挤，所以杜肯菲尔德只能打开门让球迷全去走那个直通中央区域（Pen3和Pen4）的隧道。他甚至不知道警方应有责任监督这种人山人海的情形，警察们束手无策，一位名叫约翰-弗里曼的管理员，当他发现中央区域已经严重拥堵之后关闭了隧道，然后疏导球迷走向两侧的区域。他说自己在赛前的工作重心一直是处理球迷的不当行为，而没有考虑过要保护人们免受过度的拥挤。
那些被不幸卷入这场严重的安全事故并成为遇难者的家属们，正在宣读让人心碎的个人陈述，许多人都回忆到，那天他们与自己的至亲只是像平常一样简简单单地道了别，却成了永远的遗憾。艾琳-麦格隆回忆起了她的丈夫艾伦，时年24岁，在前往希尔斯堡之前还在与他们的两个女儿，五岁的艾米和两岁的克莱尔一起跳绳，艾伦有三个同行者，其中包括29岁的约瑟夫-克拉克，同样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也在这场事故中遇难。那天晚上，艾米还眼巴巴地问着，等爸爸回来的时候能不能来床边叫醒她。
“我至今仍在等待着能把我女儿从噩梦中叫醒的那一天，并把爸爸还给她们，”麦格隆在个人陈述中写到。
希尔斯堡的控制室，1989年
自从坦白了自己没做准备工作之后，杜肯菲尔德在26年之后终于也承认了他没有对比赛现场进行深入地研究。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意味着什么。摩尔在每次重大比赛之前都会开车走遍整个谢菲尔德来了解交通拥堵状况，然后当差不多快到了下午三点开球时，摩尔会在球场巡逻；然而从做官员简报总结到抵达球场控制室之间的两个小时里，杜肯菲尔德却怎么也记不起来他在这个时间段里做了些什么。反正到了小控制室之后，他就一直待在那里。
负责管理场外的警察长罗杰-马歇尔，也是个新人。在他提供的证据中，他承认了警方根本就没有逐个检查所有通过瓶颈区进入列平巷看台球迷的计划，警察们只是坐在马背上巡逻并利用警戒线，“随机抽检了球票……检查了球迷的酗酒情况”。在镜头下，混乱拥堵的状况渐渐恶化的场面被反复播放，马歇尔承认问题始于下午2:15，但外面还有数千人正在途中，到了2:35的候，警方对现场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
马歇尔供认了自己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不仅没下达任何能够缓解危机的指令，也没有安排他的手下去做点什么，毕竟在他眼里，十字转门处的官员都是画蛇添足的角色，然而真相却是那里的负责人都在竭尽全力地帮助球迷。有人看见他可怜巴巴地站在数千名球迷面前，让他们赶紧后退。但他应对这种情形所采取的处理方法宣告失败了，马歇尔说：“呃，其实也不是吧，我明明被夹到球迷之间而且在很积极地解决问题啊……还一直在挥着胳膊。”
罗杰-马歇尔在球场外的人群中
当他被问及是否应该建议延迟到下午三点开球，以缓解球迷们急于要在开球前入场所造成的交通压力，马歇尔说：“这是我最大的遗憾之一……我没有这样做。”
到了下午2：48时，堆在十字转门前的人群已经挤得很危险了，马歇尔通过无线电询问控制室是否应该把C出口大门打开。杜肯菲尔德起初没有回应，但马歇尔随后说如果不开门，有人会死在外面。2:52时，杜肯菲尔德下令开门。
在抵达证人席的第二天，这是一个无人不知的时刻，杜肯菲尔德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招供，远远超越了他曾经在1989年大法官泰勒的官方调查中所坦白的内容，还有1990-91年谢菲尔德的第一次审讯、2000年遇难者家属自发对他和警察长伯纳德-穆雷提出的起诉，杜肯菲尔德全都三缄其口。
面对以上全部的调查，他都说自己“完全不知道”打开门后人群会涌向哪里。他没有考虑到潜在的拥堵风险，也没预料到人群在穿过隧道后会全堆积在正前方的中央区域。2000人中的绝大部分在通过C大门后就往中央区域挤，最终酿成惨祸。96位遇难者中，有30人在2:52分的时候还在十字转门外面。他们被警方引导着穿过C大门，10分钟后便在中央区域命丧黄泉。
法律顾问保罗-格里尼作为警察联合会的代表，他是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立场上的，一直在力求强调高层官员缺乏领导能力，到了第六天，终于轮到他和杜肯菲尔德对峙了。站在三排律师后面，他从杜肯菲尔德缺乏能力和经验开始说起，格里尼认为后者对于球场的了解“完全不够”。在蔓延着紧张气氛的法庭对话中，格里尼质问杜肯菲尔德，在决定打开大门后的关键时间里，是否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杜肯菲尔德第四次否认了。紧接着，格里尼再一次问他：“杜肯菲尔德先生，你摸着良心说话。我最后一次再问你一遍。事实是，你当时什么都没有做，对不对？”
对方颓然坐在椅子上，“是的，先生，”杜肯菲尔德答道。
格里尼乘胜追击：“没有关闭隧道是否就是导致希尔斯堡惨案中96人身亡的直接原因？”
“是的，先生，”杜肯菲尔德说。
数月之后，Pen3和Pen4区域恐怖的场景被受伤的幸存者和警官以图像的形式展出，每一张证据都可怕得触目惊心。
谢周三主场希尔斯堡，通往列平巷看台的隧道
一名叫安德鲁-埃迪森的警员去事发地点救人，他在个人陈述中说，“每具尸体的五脏六腑都被挤出来了”，呕吐物洒到尸体上和他的脚下。前方的尸体已经堆成了两座山，埃迪森还说，尸体堆下伸出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裤腿。大家赶紧把尸体移走救人，发现这是个孩子。
大卫-拉基，一名被困在Pen3的幸存者，他回忆到39岁的托马斯-霍华德，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在化学品工厂上班，当时霍华德就在他身边，反复地喊着：“我的儿子，我的儿子！”霍华德和他14岁的儿子小汤米都在这场事故中遇难。
杜肯菲尔德很痛快地招供了当事故已经发生之后，他对凯利撒谎了。他编造说当时有无票的球迷欲强行闯入大门，并把这个谎言告诉了BBC，电视评论员约翰-莫特森随后在下午3:13分如是报道了。BBC2台的评论员艾伦-格林在3:40分，以“一扇崩塌的门”为题，广播了一份未经证实的报告；时间到了四点半，他又报道了警方称“门是被强行破开的”——在最初的公众传言中，大家认为全是足球流氓惹的祸。
警察局副局长杰克逊作为谢周三邀请的宾客，那天也出现在了球场，当时他在控制室里，听到了杜肯菲尔德所说的一切。一个小时之后杰克逊才了解到真相，马歇尔在4:15分告诉他，开门是杜肯菲尔德自己下的命令。
然而在此前的半小时，正如他在证词中所说的，杰克逊一直以为大门是被球迷强行冲开的，他安排主要负责人特伦斯-亚迪斯（英国刑事调查局领导）成立了死亡调查专案组。当亚迪斯被问到的时候，他回答说自己抵达了希尔斯堡后，在四点钟和杰克逊进行了谈话，但是他反复说自己已经忘了谈话内容；亚迪斯还说他似乎并没有向杰克逊询问关于这场天灾人祸的初始看法。
对于是否派遣了英国刑事调查局的官员去现场询问受害者家属有关酗酒的问题，亚迪斯否认了，但他的证词里有提到了家属们对自己被问话的相关解释。希尔斯堡体育馆被当作了紧急事故的尸体存放地。只有区区四辆救护车进入了球场，82具尸体被球迷和警官放到了体育馆，广告牌、梯子都成了临时担架。亚迪斯安排了体育馆内的后续工作，他透露，那里不仅是认尸地，而且还是英国刑事调查局的“事故处理地”——他调查的重心就是“试图找出事故的原因”。
希尔斯堡惨案现场
他说自己在前往现场的路上和探长格雷厄姆-麦凯有过谈话，亚迪斯说从麦凯那里“我已经基本得知了事故的主要情况”。尽管亚迪斯并没有详细说明麦凯的话语，但后者在作证的时候不断强调利物浦球迷有打架斗殴和酗酒的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5:58分时，希尔斯堡已是一片人间地狱的场景，遍地都是死者和伤员，一个名叫戈登-塞克斯的警察局长，派了一名摄影师去拍场外的垃圾。22名死者家属的法律顾问马克-乔治谴责他是“故意找垃圾”来制造场外球迷酗酒的证据。塞克斯否认了，但他也承认“不管怎样，这是在获取事情发生的证据”。
实际上，照片所显示出的列平巷看台末端外部，即24000位利物浦球迷经过的地方，那里的垃圾有三分之一都是软饮料，比如威拓、雪碧和可乐，啤酒罐只是极少一部分。
亚迪斯决定所有的身份证明都要在同一地点进行，所以他要求将被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的12具尸体运回希尔斯堡，和其他82具尸体放在一起。剩下的两名遇难者分别是14岁的李-尼克尔，两天后身亡；18岁的托尼-布兰德，艰难地维持了四年的生命后于1993年去世。
SYMAS提供了裹尸袋来把尸体送到谢菲尔德法医中心，当时全国最先进的停尸房给遇难者家属提供了心理治疗。然而证据中显示，亚迪斯说那里太小了。
那本是一个晴朗的夜晚，家属们站在球场外的凉风中翘首以待，但他们最终等到的却是让他们来辨认的死者照片，都还没按照年龄或性别分类。那些家属们死去的亲人随时带着的公交卡或是别的身份证明，也派上了用场。当遇难者家属认出了亲人，他们摸到的已经是冰冷的裹尸袋。那些痛失爱子的父母们甚至连最后一次吻别自己孩子的资格都被剥夺了，因为他们现在是“验尸官的所有物”。
验尸官斯特凡-波普尔被批准从所有遇难者身上取血样，来检验其中是否有酒精成分——甚至连小孩子也验了，包括最小的遇难者，年仅10岁的乔恩保罗-吉尔胡利。据透露，还有一部分躺在医院里的伤者也被取血样做了酒精检测。波普尔从未认真地解释过做出检验血液这份决定的合理性。
伤者倒在球场上
特蕾莎-阿罗史密斯和约翰-特雷纳，两人各自的兄弟，16岁的凯文和26岁的克里斯托弗-特雷纳不幸成了遇难者，他俩和克里斯的妻子丽兹连夜从利物浦开车赶来，次日凌晨2:45，他们认出了自己的亲人。随后他们接受了英国刑事调查局的问询。阿罗史密斯回忆说，他们怎么也不会相信自己的兄弟在赛前会喝了两品脱的酒。她的律师斯蒂芬-西蒙博尔特对亚迪斯说，特雷纳一家正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但警官们却在球场的一旁大吃大喝，家属们忍受着痛苦和心灵创伤，那边却飘来了油炸食品的气味。
亚迪斯说警员们已经执勤了太久，也该吃点东西了，而且周围也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吃东西的地方。“我没有检测到油炸食品的气味呀，”英国刑事调查局的负责人说。
球迷该对事故负责的谣言当晚就传开了，这要“归功”于南约克郡警方的尼亚加拉运动社交俱乐部，包括《太阳报》也在那一周的头版头条用“真相”为标题，刊登了匪夷所思的内容。这件事是整个调查中最恶劣的部分之一，太阳报声称球迷在翻死者的口袋，这简直荒谬之至，从一开头就是错的，警方有证据表明每位死者随身携带的物品和钱财在被发现时都是完好的。
塞克斯证实，在尼亚加拉俱乐部，他遇到了当地的保守党议员，欧文-帕特尼克，并上前问他想不想知道“真相”。于是他就带着帕特尼克去见了几个官员，大家都说是球迷“完全失去了理智”，然后还“朝我们小便”，并在救援期间袭击警察。
“全是酒精惹的祸，”就像塞克斯告诉他的那样，帕特尼克这样在一份报告中写到。 “你说出来，让我们去告诉议会到底发生了什么。”
警方的尼亚加拉俱乐部
这份令人不齿的谎言已经被推翻了，因为塞克斯在法庭上坦白，这些全是在酒吧里编造出来的。即使在那么多本应该受他们保护的球迷遇难了，而且悲痛欲绝的亲朋好友还在谢菲尔德的各个角落里焦急地等待消息的时候，不少警员竟然还有闲心在下班后去喝酒。这些尼亚加拉俱乐部的人包括杜肯菲尔德、穆雷，以及其他高管。塞克斯几乎是随口说到，这些警员都“很沮丧，也很震惊，然后就坐下来喝酒，聊着自己的经历”。
一张照片交代出了当时南约克郡警方的饮酒习惯，当时大多数的警局站点旁边都有酒吧。在一种人与人之间都很冷漠的社会风气中，警官们很少会谈及自己的感受，大家都选择在灾难后一醉方休。警察联合会指出，官员们在当天晚上“大醉一场”，然而此时可怜的家属们还排着队等待进入已经变成了地狱的球场，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警察反而询问家属们有关酗酒的事。
杜肯菲尔德也是后来染上了酗酒习惯的官员之一，在泰勒的调查中得知，他习惯在早晨来“半杯威士忌”提提神，然后再去审阅文件。
让我们来全面地看待此事，无情的警官指控球迷在赛前酗酒，一本正经地断言从人群中能嗅到酒气，贝格斯也在某个段落里赞成这种说法，“人群里有醉酒者”。
在调查过程中，律师把关注的细节集中到了希尔斯堡惨案独立调查小组在2010年公开披露的一些少量但却触目惊心的内部文件，证据基础影射出了谁才是应该对此负责的。
球场上的伤者
1989年4月16日，即惨案发生的次日，赖特召开了实况调查会议，二话不说就把警方的责任撇的一干二净。“我和那些存在问题的指令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会议纪要里记录着他的话，同时还有包括杜肯菲尔德在内的所有负责比赛的高级官员。
接下来他们就开始编造诋毁球迷的故事：球迷们没能在两点半前入场是因为在“聚众酗酒”；他们已经“看上去不正常了”。没有一个官员指出死亡的真正原因是隧道未关闭，也没人说群众当时所面临的恐怖场景。更无人提到摩尔的离职，包括杜肯菲尔德在内的所有官员都不对此事负责。赖特对他的手下们说：“干的漂亮啊。”
他随即把话题转移到“酗酒、打-砸-抢-烧的球迷”将会被处置，并回应说警方的处理不能完全公开，因为此事需要“专业的”应对措施。但他却说球迷“野兽般的”行为还会再次上演。
当天晚些时候，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携她的新闻秘书伯纳德-英厄姆视察了希尔斯堡现场。赖特接待了他们。英厄姆一直都坚持认为肇事者是“酗酒的暴民”，自从来到希尔斯堡的那一刻起，他就被告知了这些。英厄姆后来还被授予了爵位，他向《卫报》确认南约克郡警方就是这样对首相一行解释说明的。至于警察，他说自己从不知道杜肯菲尔德是个毫无经验的人。
南约克郡警方联合会秘书保罗-米杜普当时在媒体上经常引用的一个短语是“一群烂醉如泥的暴徒”，这是原话。一份在法庭上播放的电视采访中，米杜普说事故完全没有警方的责任，并谴责了球迷的行为，声称他们没有遵守官员的指示。
1989年4月19日，星期三，《太阳报》在刊登的文章中援引了他的话，“我已经受够了那些说人群无辜的狡辩了”，他还编造说球迷朝着警察小便，殴打“英勇的警官”，这份报道定会遗臭万年。大家要米杜普拿出证据来，他说自己只是把从警方那里听到的话原封不动地报道出来了。
撒切尔夫人视察事故现场
就在同一天，赖特出席了在谢菲尔德匹克威餐厅举行的警察联合会会议。现在本是该分担责任的时刻，你猜猜他们都说了些什么？赖特对米杜普能够处理好紧急情况表达了祝贺。赖特在这次会议上居然还说杜肯菲尔德身为比赛指挥官“缺乏经验”，说不定还是个优势呢，因为没有经验的人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干”。最后他补充到：“如果有人应该受到指责，那就是醉酒和无票的人。”
南约克郡警官们被要求用和常规背道而驰的方式来记录希尔斯堡惨案的经历，不能写在官方的文件中，却拿普通的纸来写。一连串的当事人在调查中都承认这是前所未有的：不用官方文件记录是违纪行为，因为这些都是事发时的记录，想要擅自修改官方文件而且不留下明显的痕迹是很难做到的，这样法院才能有可信可靠的证据。但写在普通稿纸上的文字在送到大法官泰勒手里去做官方公开调查之前，很有可能都被改动过了，真让人感到羞耻啊。
部分官员还嘴硬。麦凯说，写在纸上是为了随时记录下突然想起的记忆碎片，杰克逊当被问到使用普通纸张是否为错误的指令时，回答到：“呃，我们平常练习的时候就是写在笔记本上呀。”但也有官员确实写在官方文件中了。包括马歇尔在内的一部分人拿到了这些文件，但都没有被披露，也没有送去调查。那些写在普通纸张上的记录，大多都是在描述球迷们酗酒闹事的场面，并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即使他们在人群涌入后走进中央区域，那里依旧“弥漫着酒气”。
遇难者家属代表西蒙博尔特找到了其中一名官员，艾伦-拉姆斯登，并认为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理由”来解释这场灾难。拉姆斯登回复到：“是的，我会考虑一下的。但从事后来看，我们都在祈祷，那酒气恐怕就是死神的气息。”
希尔斯堡调查组公开的图片
时任SYMAS负责人唐-佩吉，当时就是他接到了救护车供不应求的通知，对于赖特始终坚持球迷酗酒的说法，他道出了惊人的事实。佩吉看到了警官们指控死伤者身上有强烈酒气的说法。他告诉赖特，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报告称“几乎没有死伤者身上有强烈的酒精刺鼻气味。”
佩吉在法庭上回应赖特：“这就是我们的立场和态度，那就是我们不得不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赖特后来就几乎再也没和他说过话了。
这些零散的纸张在被送到泰勒手里做调查之前，被重新修订了一次。希尔斯堡独立调查小组在2012年报道称，164处语句已经被改动过了。其中有116处批评警方所采取的行动和高管缺乏领导能力的段落被删除了。22位死者家属的法律顾问皮特-韦瑟，质问了南约克郡警方的律师彼得-梅特卡夫和主要负责人唐纳德-丹顿，二者分别是篡改档案事件的实施者和带头者。韦瑟认真剖析了164处改动中的一小部分，就发现所有引用“自由人策略”（关闭通往中央区域的隧道）的地方都被删掉了。
韦瑟指责梅特卡夫向泰勒隐瞒重要证据。后者予以否认，说自己只是在声明中提意见，以便于泰勒的调查。他告诉戈德林：“我是绝对是在为真相服务啊，先生。”
实际上丹顿也承认，删除之前关闭隧道的相关证据“阻碍”了泰勒的调查，这份证据就被尘封起来了。但是丹顿却对自己的律师克里斯托弗-昂说到，他参考了相关法律，得知改动官员的发言是“非正规的”，他一口咬定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合法且诚信”的。
这份文件被按照赖特的意愿整理后，以南约克郡警方的名义提交到泰勒手中接受调查。后来它被称作维恩报告，因为是主要负责人特里-维恩编制的。南约克郡警方巡视员诺曼-贝迪森，是V章节的编写者，主要记录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其内容让受害者家属和默西塞德郡警长十分愤怒。
4:17分的希尔斯堡现场，事故发生后的一小时
这份报告拒绝承认警方有任何过失。甚至连杜肯菲尔德都被包装成了一名“经验丰富”的警官。既没有提及摩尔被撤职的事情，也没说杜肯菲尔德未关闭隧道。贝迪森倒是把球迷们描述为“猛兽”和“野人”。
警方官方声明中是这样解释事故原因的：“数千名欲进入列平巷看台的群众在即将开球的时候，一瞬间包围了警方高管，其中许多人早已烂醉如泥，并不惜一切代价想要进入希尔斯堡，对于潜在的危险和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完全不管不顾。”
维恩在他自己的律师克里斯托弗-昂的追问下承认了这份报告在某些地方本可以“更好地表达出来”，但他还声称自己是怀着“信任与真诚”之心来制作它的。当被问及到这份报告是否只是一个障眼法时，维恩答道：“我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当然不会了。”
警方在4:42分时收集证据，即惨案发生后不久
最终，梅特卡夫去掉了事情经过的记录，没有把这一段给泰勒过目。他说自己意识到警方即将要面临大量的批评指责，决不能让这种“一边倒”的文件传出去。于是当他们去找泰勒的时候，警方就这样做了，坚持称本方没有责任，全是迟到、醉酒和不听管教的球迷惹的祸。
1989年八月，那时因为一小撮足球流氓的存在，球迷这个群体依然在遭到污蔑。泰勒发觉这种社会风气与事实情况完全相反，于是指责警方制造出了这种谣言。在公开场合，赖特接受了《泰勒报告》；但私下里，他的手下在第一次审讯时加倍地努力推锅给球迷。最终邪恶方还是成功了，1991年三月，法院一审判决事故遇难者死于意外，家属们的心灵创伤伴随着他们为争取正义的奋斗仍要继续下去。
关于调查结果的最终裁决终于到来了，代表着死者家属所能够想象到的最彻底的平反昭雪，并同时对南约克郡警方给予强烈谴责。陪审团推翻了1991年的判决，并判定遇难者死于被非法杀害，警方在事件过程中负有重大责任。最重要的是，法院认定利物浦球迷在事故中没有任何加害行为。家属们聚集在沃灵顿法庭外，在各路媒体到来之前，齐唱你永远不会独行。
27年过去了，家属们在无边无际的恐惧、心碎和挣扎中度过了这漫长的时光，如今终于盼来了陪审团的判决，他们逝去的至亲和幸存者都曾是南约克郡警方多少年来的眼中钉肉中刺。家属们也曾信任警方，但随机就发现，痛失亲人过后的自己处于噩梦之中，需要不断与警方的谣言作斗争，但司法系统却令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感到失望。嘲笑并诋毁球迷是“野兽”的谣言曾经喧嚣尘上，但最终人性、爱和忠诚的力量，以及血浓于水的亲情获得了胜利。
这场本可以避免的天灾人祸给英国监管体系好好地上了一课，那么多人失去了生命，如此惨重的代价却需要一个指挥能力远远不够的警官花了26年才认错。警察维持社会治安是一项困难且重要的工作。但在这件事上，他们一败涂地，将本该由自己保护的人民群众用“野兽”这种词来形容。
警察和球迷抢救伤员
抵达沃灵顿商业公园的大多数已经是年迈的老人，他们的听力已经下降，记忆出现模糊，还带着病痛和创伤。然而他们已经这么老了，却对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瞬间记忆犹新：人群、年轻人、伤亡、麻醉品。有些人的确值得同情，但绝不是全部——粗略地一想，杜肯菲尔德就是不值得同情的人之一。当然还有杰克逊和马歇尔。一些下层官员也被现场所感动了，还有一些人对警方采取的行动和篡改证据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其他人就坐在与家属们几英尺远的地方，重复地说着对他们最原始的指控，并没有更进一步。
其实，当年还是有一些代表正义的警官英勇地站了出来。其中一位是探员罗素-格里夫斯，他试图抢救19岁的萨拉-希克斯，小女孩连同她15岁的妹妹维姬，刚刚被人从挤压地点救出来。两个小女孩的双亲特雷夫和珍妮-希克斯，说自己的女儿现在还有心跳。据目击者称，特雷夫来来回回地辗转于他的两个女儿之间，绝望地想要救活她们，苦苦哀求地喊着：“千万不要让她们都离我而去啊，她们是我的全部。”
特雷弗-希克斯曾试图亲自给女儿作人工呼吸，格里夫斯证实说，其中包括从她的口中吸出呕吐物，随后他们带她去了救护车，但那里也是一片人间地狱的场景，另一个重伤者，十多岁的加里-琼斯躺在地上，他和希克斯试图避免踩到伤者。他相信别处会给萨拉提供一辆单独的救护车，但正如格里夫斯所回忆的，再也没有救护车到来。他们把萨拉用广告牌送到体育馆，但那里同样没有可以容下萨拉的救护车，所以他们把她放到球场上，再次进行心脏复苏。最终，专业的医护人员走过来说，一切都是徒劳了，上帝已经带走了她。格里夫斯回忆说，他亲手为萨拉合上了眼睛。
希尔斯堡列平巷看台上损坏的金属
在作证的最后时刻，格里夫斯问到，他能不能多说几句话。一个大胡子的男人此时感慨万千，于是他在这个所有人都聚精会神的法庭上，念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文字。“单纯的话语并不能给特雷夫和珍妮-希克斯夫妇带来慰藉，也不能减轻他们的损失、伤痛和崩溃之情，”他缓缓说到。“但我想借此机会对他们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为萨拉竭尽全力了。我之前从未如此努力过。在萨拉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和她在一起，萨拉是和一个真正在乎她的人在一起。萨拉不会感到孤单的。”
格里夫斯和他的朋友弗雷德-马多克斯都是警察，但那天不轮到他俩值班。他俩和其他同事前去给利物浦加油助威。他们也在赛前喝了一杯，所以现在是警方口中所谓的“球迷”啦。接下来灾难发生了，他们身为一名警察，以及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做了一切该做的事情。遇难者家属连同出来作证的幸存者这一代人，多少年来经受着难以想象的折磨，他们的诚信和人性散发出夺目的光辉。
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你永远不会独行
希尔斯堡惨案遇难者家属在判决后高唱《你永远不会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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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12 15:02:55
